【关键词】社区治理 家庭伦理 自下而上 儿童视角
【作者】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文献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无论在城市社区，还是在农村社区，支撑一个社会持续而有效运转的秩序基础往往是它的文化底蕴，也可称之为社会底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中国社会，最为基础和核心，也是最难撼动的是家庭伦理。从社会变迁和社区发展的角度，有学者指出，家庭伦理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底色，而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就取决于这种深层的社会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结构的转型。
可以说，家的观念就是中国最深层的社会意识，它影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也影响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笔者在成都特大城市社区治理调研和浙江嘉善农村“共同富裕”社区调研中发现，无论在基层社区干部还是在社区居民那儿，“家”都是经常被提起的字眼，它明示了家在居民日常生活的“过日子”和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那么，如何看待家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意义和价值呢？本文通过观察“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被作为抓手的现象，试图剖析家何以成为社区治理的社会性基础，并通过对相关家庭伦理的讨论，论证家庭伦理何以作为基层社区治理的社会性基础这一议题。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其中，最内层的核心可以认为是有关家的伦理，中国人是家庭本位的。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生命意义的载体。迄今为止，家在中国百姓生活中是一个根本的依赖性存在，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在家庭中经历其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即便子女成年离开家后，原生家庭依然是他们最深的牵挂。
在形式上，可以把家庭视为某类社会组织，但在社会意义及发挥的作用方面，它又远远超出传统社会组织的价值，因此，很多学者将之作为与社会组织并列的另一个存在，如王春光在讨论中国社会文化主体性时，就单独提出家的重要意义。大概正由于家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基础而核心的地位，不仅相关儒家思想迄今仍然引发学者们的关注，而且社会各界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深入而持续地热议着种种家庭问题。
社会学对家庭的系统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其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家庭制度、家庭结构、家庭功能以及家庭关系等，女性的地位往往也被视为其中的重要议题。既有的家庭研究涉及婚姻选择、代际关系、生育与抚育等经典议题，除借鉴家庭现代化理论视角外，还提出了家庭的个体化理论、家庭策略理论、传统延续说、新结构说、家庭经济理论等，学者们引入了历史视角、社会心理视角、性别/女性视角等多样化的研究路径，拓宽了传统家庭研究的边界。
一直以来，对家的研究即便在社会学领域，也不限于学科化的“家庭社会学”界限之内。家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构成，在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等的学说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潘光旦指出：“要认识中国人而不先认识中国的家庭，是等于要一个人进来，而把门关上。”潘光旦提出以“折中家制”建构中国社会发展、人格健全和种族绵延的平衡之路。
费孝通更是将“生育制度”作为探寻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入手点，认为家庭为社会解决了“社会继替”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亲代与子代间的“接 力”，即父代对子代的“社会性抚育”。当然，也包括子代对亲代的赡养，对赡养问题的深入讨论可参见费孝通在1980年代讨论家庭的3篇文章。周飞舟认为，这一时期费孝通重点讨论的是社会的“反馈模式”。费孝通指出：“中国人的心目中总是上有祖先下有子孙，因此一个人的责任是光宗耀祖，香火绵绵，那是社会成员的正当职责，那是代际的整合。在那个意义上我们看到社会整体是垂直的而不是平面的。”
在已有研究中，有关家庭伦理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秩序构建方面的作用论述，是一个非常醒目和值得关注的现象。例如，王春光在调研中发现，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忍受艰苦的劳动条件和亲人间分离的孤独，宁可少休息，也要多干活，希望老板或雇佣单位给他们更多的加班时间。他们如此劳苦奔忙，多是为了家人、祖先和子孙后代，这是中国人的生活观、价值观。当被问及为什么拼命干活时，他们最明朗的回答就是为了养家或者为了子女。
王春光认为，在中国过去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对解决发展问题起最大作用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老百姓踊跃参与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的积极性，而不仅是扶贫政策和行动，因为扶贫政策和行动只是针对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众。
付伟以浙江农村的家庭工业经营者的“拿命在拼”精神来进一步说明家庭伦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所谓“拿命在拼”具体是指家庭经营者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表现为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只要机器开动就离不开人，而织布机24小时持续工作。一位织机户说：“你看我现在头发都白了，一直都在拼，拿命在拼。”这种劳动安排依靠的是家庭成员极为自律的劳动态度，呈现出很强的经济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在当下社会高速流动、城乡融合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笔者调研发现，家庭更是呈现出一种黏合剂的作用。家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家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机制。笔者发现，家作为内生动力之源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抓手，一些学者的研究也明示了这种机制的有效性。
例如周飞舟通过对乡村社会扶贫实践的调研，发现基层政府的成功扶贫实践，往往是借助了家庭的基本伦理。周飞舟由此构建了“家国一体”逻辑在当代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新的意义形式，事实上相当于重新诠释了“家国一体”逻辑，再次表明“家”是中国百姓的人心所向。驻村干部正是利用这一民情激发了人们内心中对家的朴素情感，并将之作为“扶贫”的动力机制，实现了贫困户的脱贫，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笔者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家的伦理何以在中国基层社区治理中成为一个治理机制。
一、家庭互助成为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考量
在基层社会，有关家庭的制度安排和家庭生命周期不仅在个体的社会生活中尤为重要，也成为社区治理者的考量因素。2021年5月笔者在嘉善农村社区调研中遇到一个案例就饱含了这一道理。牛女士“牺牲”了自己的社会参与，目的就是照看年幼的孙辈。
59岁的牛女士原本是村社区舞蹈队“辣妈宝贝”的队员，为照顾两个孙子而不得不退出了舞蹈队，这种情况在该村还不是个例。社区支书提道：“以前‘辣妈宝贝’好多老队都退出来了。为什么都退出来？因为老队都要当奶奶了。”被访谈的牛女士说：“现在我带小孩，没办法参加了啊。”言语中颇有遗憾，但更多的是理所当然。
牛女士的工作生活安排与家庭生命周期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也能得到基层干部的理解和支持。带我们入户的社区书记是该舞蹈队的组织者。这支舞蹈队在当地已经构成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2021年5月舞蹈队排练就是为了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演出。这支舞蹈队由社区女书记带队，成为该村的一个品牌，凭借其专业化的高水准，参加过央视演出，也曾出访西班牙演出。如此专业化的舞蹈队，可想而知训练强度之大、时间要求之严格。正是这些原因导致很多老队员不能在跳舞（训练）的同时兼顾看护年幼的孙辈，所以接连退出。社区书记现在也在招收新的队员，但有较大的困难，新队员招的速度慢，老队员退得快，目前该舞蹈队还没有达到之前的规模——以前队员有20多人，现在不足20人。
即便如此，女书记对于老队员的退出也都秉持着社区情理逻辑，她理解甚至赞同老队员为了照顾孙辈而退出舞蹈队的选择，也很期待这些老队员在孙辈长大后（至少上小学），能够重新加入舞蹈队：“等孩子们都上学了（就好了），时间也过得很快”。老队员牛女士也有再次参加的强烈意愿：“等小孩大了些，还是要参加；两个孙子都上学了（目前一个孙子上幼儿园，另一个不足2岁），我就自由了。”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作为家庭成员的社区事务参与者，在围绕着家庭任务来调整自己的社区参与安排。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行为能够得到社区干部的认可，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家庭伦理是中国社会情理的基本逻辑。
事实上，家庭伦理构筑了社区稳定性的基础。从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它是一种最密切的人际互助类型。舞蹈队的牛女士帮儿子儿媳看护年幼的孙子，保证子辈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在更大的范围和意义上，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牛女士的儿媳是一名人民教师，儿子和丈夫在嘉善城里合开一家照相馆。这样，通过牛女士的额外付出（暂时退出社区的社团），年轻一代才得以放心参与社会的生产生活；家庭中的孙辈在奶奶的精心照看下，也能以让人放心的方式安全成长。这是一种让全家人都安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以说，家庭稳定性是社会稳定性的基石。
牛女士的婆家和娘家距离较近，走路也就五六分钟。正因如此，在牛女士年近花甲之际，还能得到80多岁老母亲的“搭把手”式的帮忙。在农村，这种家人间的互助，尤其是父辈给予子辈的帮助，往往是不计成本的付出。笔者在嘉善农村社区访谈的种茄子户老陈也是如此。他年过花甲（62岁），自述干活要干到70多岁。主要原因是：“儿子还没结婚，在嘉善买的一套房子也要还贷。另外，儿子还开着车往返于嘉善和上海之间上班，花销大。等钱都够了，我就休息了。”他家的土地流转出租了0.6公顷，自己和老伴在留下的0.2公顷地里种茄子，每天早出晚归。这样辛苦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儿子建立家庭。儿子是1990年生的，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对象。他迫切希望儿子早点结婚，儿子“小家庭还没建立起来”，可他老早就想“当爷爷”了。
老陈：因为儿子还没结婚，我爷爷没得做。 （社区工作人员）插话：他想做爷爷了，他给小孩全部弄好了，就等着当爷爷了。
老陈在农村用宅基地置换的两套商品房也是用于家庭的代际居住安排，这两套房分别为120平方米和70平方米，是门对门的格局。这样，将来三代人在减少共同居住造成的“生活小摩擦”的同时，相互之间又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照应。
我这边正好一个120、一个70，对门，这样和子女比较方便。肯定老人住70平方米的，把餐厅什么的就做在子女这边，子女带小孩就住一个大平层（指120平方米的单元房）。
可以说，年过花甲的老陈为子女倾尽所有，但看起来他并没有期待物质上的回报。他对自己老年生活的期待是：“不指望儿女养老，而是住到当地的养老中心去。”当我们提到中国的“养儿防老”观念时，老陈谈了自己的想法：“养儿防老是假的。我只要有钱，我任意到哪里去，儿子他们要工作的。”他对在养老中心的生活期待是乐观的，也是可行的：
我们对这边护理都挺满意的，现在护理都比较透明。在姚庄医院（音）里面，如果你真的老得动不了了，可以长期护理。一个月政府补贴1080块钱，自己付1000多一点点，然后就可以待在医院里面，只要评到长期护理六级就行；全托的话是2200块。现在我的养老金一个月2200多。（嘉善社区访谈，2021年5月）
在不指望养儿防老的情况下，老陈还能倾尽所有，不仅给儿子安排了结婚住房（儿子在嘉善买房，大部分钱是老陈出的），还准备了儿子有小孩后的照看住房（指用宅基地置换的镇里的两套住房）。他这种不计成本的付出，用朴素的语言来形容，就是一种“为了子孙后代”的思想，呈现出的是种族绵延的力量，不能不说这种行为的背后有一套社会伦理在恒定地发挥作用。
这种父辈为子辈的不计成本和不求回报的付出现象在我们的社区调研中很常见。比如在嘉善地区我们还调研了一户留在农村的人家——老卢和他的女儿。他们没有用宅基地置换城里的住房，而是选择留在乡村，并准备把原有的三层住房改造为民宿。老卢有两个女儿，都已经结婚，其中大女儿（80后）招了入赘女婿，老卢和老伴与大女儿一家住在一起。
老卢今年68岁，还参与社区的环境卫生工作。大女儿自述父亲不辞劳苦是为了分担她养育子女的压力。大女儿生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宁波读专科二年级，一个在嘉善城里读小学。大女儿自己在村社区工作，月收入约 4000 元，每天往返于市区和农村之间；大女婿在厂里做非技术工种，月收入约5000元。
在进一步的访谈中，我们发现老卢参加社会工作还与他自己的养老金低有直接关系。在土地流转后，老卢的养老金是每月500元。而他在村社区工作的月收入则有2800元，工作内容是“负责清运杂草什么的，把它运到垃圾堆放点”。相比之下，老卢的老伴什么都不用做，主要是她的养老金高于老卢，每月有1900多元，“够自己用了”。
我妈什么都不做，就在家“上班”。她的养老金1900多，她也够了。她也干不动，因为我妈身体也不是很好。我爸干活儿是心疼我，他再干点，也是帮助我。现在小孩子教育经费这么高，包括补习班什么的都要不少钱。像我的话工资一个月就这么点，真的不够用。而且农村人就这样，干到80岁还在干。农村跟城市真的不一样。老人确实是苦，没有养老金的，真的做到做不动。有的家里子女弄得不好，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钱给子女。（老卢的大女儿访谈，2021年5月）
由此可见，在家庭的情理逻辑中，经济因素也占据比较重要的分量。在家庭决策中，一方面是父辈的资源不计条件地向子女倾斜，用于子孙后代延续；另一方面，家庭任务主要围绕着子孙后代而展开，即父母有余力的，就不计回报地帮助子女安排好一切（如老陈）；父母没有余力的，就要继续积极参加劳动，在照顾好自己的同时，也分担子女的压力（如老卢）。可以看出，“种族绵延”的力量是一种核心的内在动力，它是费孝通提出的“世代之间的力量”中的一个关键链条和具体化表达。
二、家庭作为社会自下而上力量的“激发”基础
上述案例都属于家内的社会互助类型，其倾斜的核心任务是“子孙后代的绵延”。在这种家庭互助中，我们看到子孙辈的成长与发展成为家庭工作生活的最大动力，事实上，这就是“种族绵延”的动力。在家庭安排中，一般都将后代延续的利益最大化。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我们也看到了社区干部对这种力量的有意识引导和使用。
在社区调研中，我们看到很多利用代际力量（这里多指种族绵延之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案例。例如成都的金城社区通过使用为村社区1—4年级的孩子提供校车的方法，动员孩子的父母（或亲属）参与村社区志愿活动，并以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形式激活了村庄社区的社会治理资源，提升了居民自治的水平。该社区书记提到，简单的政治动员不足以推动社会治理实践的可持续性发展，他自己总结社会治理的经验是：要通过“福利”来刺激，例如提供校车；他自己还在村里办了两个工厂，从经济方面给居民提供持续参与的动力。
笔者在其中看到了“福利”背后的最大和最持久动力还是上述“代际力量”。围绕这个核心动力，社区书记开发了“校车项目”，用于动员年轻的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并保持基层社区自治的可持续运转。他买校车也是基于山村的客观条件：山路不好走。
社区给孩子买了一辆接送车（商务接待车类型），用于上下学的接送。所有买车的钱都是我出去挣的。让你看一下我们乡村的孩子们怎么上学，如果把你的孩子放在我这个山上，我给你带一个月，让你的孩子走（山）路去上学……（金城社区访谈，2020年9月）
该社区书记用校车首先开发了年轻人的志愿资源，“校车”这一机制发挥着动员居民参与的作用,也就是只有志愿者的孩子才有资格坐校车上学去。“志愿者的孩子是第一梯队考虑的，不是志愿者一律不考虑：你的孩子不能坐校车。你可以用所有的工时（比如今天出工三个小时）来换取孩子坐车的次数。”
校车除了激活社区的志愿者资源，还激发了其他社会资源的流动。校车的使用在社区中是一笔开销，也颇受到社区居民的关注。我们看到有居民专项捐款，在社区方面，通过榜单的形式，激励那些经济条件好的居民往这方面捐款，从而提升了基层社区自治的质量。也就是说，校车这条线激活了一系列社会性资源：“今天社区捐了3000块钱，这里就做了一个红榜标出来，放在这儿展示。新捐的这笔钱用于小孩子校车的支出。”
通过校车以及村办工厂（只有志愿者才能进入村办工厂上班）的“福利”“经济”等的激励，该村召集社区志愿者260多人。由此，村庄的很多公共事务都可以借助志愿者的力量来完成，例如棘手的扫毒问题，也可以依靠志愿者组建的“扫毒小组”来解决。这支志愿者队伍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志愿队可以交叉，你一个村子不可能分得那么细，你打水鼓的也可以到别的队伍。所有的公共事务都是志愿者服务。比如扫毒工作，以前这个村有36个记录在册的吸毒人员，2017年成立了扫毒小组，现在是一个吸毒的人都没有了。”
笔者发现，校车的发起以及管理，都不是从单纯的经济角度考量的，而是从社会伦理（“为子孙后代的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机制角度考量的。所谓社会道德的机制，在社区中多指“面子”。例如，在激发志愿服务资源方面，该社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效益，那就是：“你一个大小伙子，如果不参加志愿服务，都觉得脸上无光。”社区书记提道：
管理志愿者绝对不会与经济挂钩，而是和荣誉、福利的红利挂钩。你要经济挂钩的话，是不持续的。如果每一个志愿者都靠经济刺激，刺激久了他就觉得没啥意思了：我今天去拿一个肥皂，明天去拿一个香皂，有啥意思？整个疫情期间，村里没花一分钱，还做了27000个口罩，可以给老百姓每个人发3个口罩。在村里，比如你是一个小伙子，但你不是志愿者，你自己都觉得脸上无光。像这些小伙子，随便问他疫情值了多少班……我都知道他至少值了一个月的班。（金城社区访谈，2020年9月）
村社区书记总结社会治理离不开经济，因为“不能老是用一个制度制约一个人，或者管理一个人。要靠什么？可能靠一些经济刺激他才可能提取到他的所需。要不然老是（简单）管别人，你管一年可以，管三年他还听你的吗？”
即便该村书记强调经济的作用，但笔者发现，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力量反而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因素。这种社会力量当然不仅包括家庭伦理，还包括在社区的面子机制，等等。但是，家庭伦理不能不说是一个更为基本的动力，利用校车动员年轻家长参加村庄志愿活动就暗含了这样的伦理作用。社区书记在讲述中也不自觉将购买校车作为一个重要案例首先说给我们调查员听。
当然，经济（收入）、社会（伦理）、政治（动员）在社会治理中是一个整全的存在，任何一方发挥作用的过程，都离不开其他因素与之的“融通”。不过，我们还是在其中看到了家的伦理作为社会性存在，发挥了更为根本的作用，这也是民心之所在。
上文反复提及的家庭代际动力，是一个尤为值得关注的机制。其中，“子孙绵延的力量”又是这一动力的核心。在社区调研中，我们发现，利用孩子（代际绵延的力量）激活社会资源，在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比比皆是。
例如成都玉林东社区，也在通过“孩子”引导中青年群体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社区书记提道：“以我在社区二十年的经验，要找居民的需求。怎么去做？我们是从儿童入手，而且从‘赋能’的角度，就是儿童要有游戏的权利、要有社会化的权利，而且要有参与的权利。针对这些，社区要搭平台，要从家长手中把儿童‘夺’回来。因为家长可能关心的是另外的东西（例如课业），他们对孩子的这一块儿需求是相对忽略的。但慢慢地，（社区的工作）现在也变成了家长很认同的一个东西。”
玉林东社区以专业化的方式做儿童方面的社区项目，动员了社区中年轻家长的社会参与资源，例如请不同专业背景的家长给儿童讲课。社区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在顺应家庭伦理本位（即顺应民心）这一民情基础，而且引入了专业知识，有引导父母如何对待儿童的教育意涵。“我们有很多儿童艺术项目，项目出来后（就被）‘秒杀’，名额马上就空了。一个项目周末办几场，根据你的时间段来选，就是让孩子有多一点的参与机会。也会在社区创造儿童音乐节，我们有社区美育日系列，就是让孩子能够表达。”
社区方面精心培育专业化的儿童项目，事实上，也是为了撬动家庭的社区参与；同时，通过社区参与的通道，来培育居民的社区认同，从而提高社区公信力。他们体会到，“从孩子角度做社区项目，不仅能解决孩子的问题，同时又撬动了家庭的参与。家庭由此对社区的认识体验要更深入一些。社区希望他们彼此认识和了解。社区干的事情，就是给他们搭平台。在解决社会问题和供给居民需求方面，社区层面突出多元主体参与。参与的通道是从‘生活当中’开始搭建平台，通过搭建居民的生活通道，如从老年人慢性病的社区照顾开始。社区服务要变得有含金量、要让各方认同，塑造社区的公信力”。
社区项目紧密围绕家庭而展开，例如上述儿童项目，以及老人照顾项目，就是社区治理回归家庭的空间、走向“现实生活的视角”的体现，这是提升基层社区治理效能的抓手，且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们把社区项目办成兴趣爱好，围绕亲子的和家长的，还有一个是妈妈的社群，现在把它往“妈妈创业”这方面引导。让越来越多的人找到自己跟活动的结合点，就慢慢去找嘛，就 “撬动”。未来我们想做一个育龄妈妈的美食面条，我们不跟市场竞争；还比如做类似的儿童早餐、老年人的重病营养餐。（玉林东社区访谈，2020年9月）
玉林东社区的多数活动都是偏向母婴和儿童的。社区书记解释了原因所在：首先从儿童友好角度，儿童群体一定要有成年人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权益性问题。其次，“用儿童撬动家庭，不撬动就是一种资源浪费”。我们发现，在这里，后者是一个更值得分析的问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用儿童撬动家庭”的做法是常见的。包括立规矩的成都洪湖社区，也从家里的孩子入手。该社区提倡家人吃饭时，孩子“坐回”孩子该坐的位子、老人“回到”老人的位置。洪湖社区还成立了儿童志愿队，当发现有老人私摘果子的行为，就动员儿童去劝说，老人觉得丢不起这个“面子”就不摘了，社区治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社区更是经常使用“儿童参与”的方法和视角。可以说，这背后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上述“世代之间的力量”中的“为了子孙”的思想，其实是一种“种族绵延”的动力。而家庭也往往将关爱孩童放在第一位。社区洞悉了这一文化机制，在面对难题时，有时会动员儿童去劝说家里的长辈，以应对社区的治理难题。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社区的难题有几个深浅不一的层面，在应对方法上也会有所不同。
第一个层面的难题往往可以借用当地的文化去解决，例如成都花街村的坝坝会方式：“就像茶话会一样，让参与者感觉没有距离、比较有亲切感。”它用于居民一般性的议事，主要为了得到居民的更为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第二个层面，当遇到难度再大一些的问题，诸如停车、拆违难题，就需要更细致地给社区居民做工作。这时需要进入“家人”的层面，即社区干部找当事人的家人、亲戚、好友做工作。“好友”在这里是一种拟亲缘关系。
可以看到，在社区干部那里，工作的难易程度，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样式：“首先是我们的（居民）组长去做、我们的共建委员会去做；他们做不好了，我们两委干部去做；两委干部都做不好了，就通过我们的一些思路去找他们的朋友、亲戚、兄弟姐妹帮忙做工作。”（花街村社区访谈，2020年9月）
第三个层面，也是笔者在基层社区调研中经常遇到的，可以说是最难解决的社区问题，如老旧社区安装电梯难题。我们看到的比较巧妙的方法是动员孩子帮忙解决。例如成都安公社区安装电梯的故事。
旧楼加装电梯，工作做起来非常困难。比如，这里一楼的马阿姨死活不同意安装。她 说：“我不是党员，我没素质，我不会为别人考虑。”社区能说什么呢？你也不能去责备人家，你凭什么让人家修电梯，让人家当“受害者”呢？（安公社区访谈，2020年9月）
于是社区开始做工作，主要通过疏通思想，重构社会关系：“如果你不修，楼上楼下以后都成了你的仇人……你就给他讲，这个楼栋长老赵前天才帮她通了下水道，马阿姨你不给他点面子吗？”社区干部试图通过对邻里关系的重新解读来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支持的关系，但“马阿姨宁死不干，还是不同意，还说，‘大不了以后我见着老赵，就绕着走，再也不用你通下水道了’”。接下来社区方面动员马阿姨所在的太极队做工作，太极队队长说：“你这个素质太低了，影响太极队的声誉，跟你一起打太极拳，怕我们都挨骂，你退出吧。”马阿姨不想退出来，她说，“你不让我打比赛，我不同意”，于是她同意安装电梯了。但她儿子又不同意了，主要是怕一楼的房价由此下跌。
最后社区开始调查马阿姨儿子的情况，发现她儿子也在该社区中心当志愿者，儿子的儿子——马阿姨的孙子在社区儿童中心参加项目，是“社区的受益者”。于是变成了“儿子做爸爸的工作”，最后全家人都同意安装电梯，难题因此得以解决。
社区书记指出，马阿姨全家都在社区建构的社会体系之内，这是解决社区难题（包括安装电梯和拆违）的关键因素。社区在遇到一个难拆的违建难题时，也是通过女儿做通了父亲的工作才得以解决。
老人在楼上种菜。他说：“我老有所乐，我就种点儿菜，你还能阻止我？”最后我们找他的女儿做工作，他女儿是我们的志愿者。他女儿说：“爸，如果不把你的菜搬走，以后我就不回家了，以后我就再也不过来看你了。”老人没办法，把所有的菜都拔了。
安公社区书记强调的社会关系重构，事实上在根本上是一种家庭关系和拟亲缘关系的重构。社区通过建构这类关系将所有人都纳入它的治理体系之中，从而解决了难题中的难题。安公社区马阿姨一家同意安装电梯故事的后续是：虽然一楼的玻璃挡住了，而且没有获得任何补偿，但是马阿姨“享受”了楼上楼下的新型邻里关系，“楼上楼下成为一家人了”，变为一种拟亲缘关系：“每个月他们要聚一次餐。楼下有什么事，楼上立马跑得特别快，把你当恩人一样。马阿姨到处现身说法，她说，‘我们楼道里就是一家人，我从来没后悔当时签字，签的同意嘛，从来没后悔’。”
上述社会治理案例都说明，“家庭”是一个抓手，而且十分好用。这说明，家庭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可以在公共领域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正由于此，在社区治理中，基层干部也乐于构造拟亲缘关系，这种关系在社区治理中有出色的表现。
拟亲缘关系的故事，不仅限于成都安公社区安装电梯，笔者在浙江嘉善地区也遇到了类似的家庭间的互助故事，人们在社区交往中，将邻里互助构造为拟亲缘关系。例如上述原舞蹈队“辣妈宝贝”的成员牛女士一个人照顾两个年幼的孙子忙不过来，她自述请了“亲戚”来帮忙。其实“亲戚”在这里是一种拟亲缘关系的表达，实际上被请来帮忙的人是她的近邻，但当着访谈员，以及这位邻人的面，牛阿姨亲切地称呼她为“亲戚”。
（社区工作人员）插话：两个小孩儿肯定也顾不过来，顾不过来就请了一个阿姨。提问：请来的阿姨是本地的吧？牛女士：是我们的亲戚。提问：您请她，一个月得多少钱呢？牛女士：两三千块钱。一般晚上不带，就白天带。她房子就在这里，很近的。 （社区工作人员）插话：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伙儿都能挣钱的。你挣我家钱，我挣你家钱。牛女士：我到外面去挣钱，她挣我家钱。
这种拟亲缘关系可以看作家庭关系的“外化”，在中国社会比较常见，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有一种社会黏合剂的作用。杨善华、孙飞宇指出，这种拟亲缘的社会关系往往成为人们构建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选择，且构成了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我们调研的安公社区书记认为，这种社会关系的构建，可以解决很多难题。王春光指出，老乡、战友、同学乃至同事都可以说是拟亲缘关系，它们参照家庭的情理逻辑，为中国人提供了行动支撑，解决了信息不对称、诚信支持、情感交流等问题。而基层社区治理中构造的家庭关系和拟亲缘关系，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
三、家庭作为社区治理的社会性基石
可以说，家庭是一种中国社会中自下而上力量的生发点，是激发中国社会活力的内在机制。我们看到，家庭伦理在中国社会中承担着某种提升居民自治、激活社会活力从而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作用。
费孝通在调研中指出，家庭正是“中国社会的生长能力”的所在：“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我想是在世代之间联系的认识上。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耀宗族，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费孝通认为，世代之间的动力是中国社会的活力所在，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活力所在。他所说的“世代之间”的力量是一种内生动力，是家庭伦理在社会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
王春光的调研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中国人观念中的“光宗耀祖”“传宗接代”“培育出色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人努力劳动、脱贫致富的价值动力。笔者认为，这种社会伦理便是中国社会的“正义”，它类似宗教价值，在中国社会中具有天然正确性和不可商榷性。它也是基层治理实践中“抓住”民心的关键点。
“世代之间的力量”在笔者的调研中具体化为一种“为了子孙”的家庭互助的形式。这种家庭互助基于一种默契伦理，是指它较少计算金钱成本——尽管金钱也在考虑之中，但往往不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在家庭中，血缘、经济、社会伦理，成为浑然一体的整全存在。家庭作为自成一类的社会体，构成了社区的社会性基础。
例如嘉善地区招入赘女婿的老卢在已近古稀之年还参加村里的保洁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的养老金比较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养育下一代的女儿分担压力。老卢参加社区工作是为了增加收入，但家庭互助更多指的是不计金钱的付出，例如因为儿子照看孩子而暂时退出舞蹈队的牛女士，以及“倾其所有”为儿子准备结婚和婚后育儿的住房但不指望“养儿防老”的种茄子户老陈。
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假设，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商业伦理占据突出的地位，对社会的共同体情感是一种侵蚀；建筑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共同体伦理随着商业的发展而看似消失殆尽，社会的有机性受到极大的冲击。滕尼斯讲出了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根本性特征，那就是人们珍视的共同体情感在商业社会中面临被解构的危机。但这种情感在现代社会也不是无迹可寻。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人们在现代社会构筑社会团结的新的方式，需要重视安公社区书记提及的“重建社会关系”的机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面对城市化中人际关系日益陌生化、原子化的现实，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中国经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即便是进入城市社会，甚至在一些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如成都），在中国社会场景下，家庭伦理的核心价值（例如为子孙后代的思想）并没有被涤荡干净，相反，它作为基层社会的黏合机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抓手，是构筑现代社会有机性的基石。
可以说，社区调研中呈现的家庭伦理便是社会底蕴般的存在。它的地位和作用如同周飞舟对农村社区的观察，它是集“生态”和“心态”为一体的生命体。在周飞舟调研的农村社区，就保持着以家庭经营为主体、以家庭伦理为纽带的生产、生活方式。其中，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心态”是组织和管理居民的关键要素；家庭经营的“生态”与淳朴勤劳的“心态”是“共生”的。国家与农民在产业上的对接正是通过维持“生态”而发挥了“心态”的作用。“心态”和“生态”的互构也是基层社会治理得以实现的民情和民心所在。
本文调研的社区干部也正是善用了这二者间的关系，例如金城社区一方面依赖社区居民的家庭伦理，通过购置校车激活社区年轻人的志愿服务资源；另一方面，通过村办工厂给社区居民提供有保障的安定生活。
本文讨论的家庭互助伦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不仅是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的依托和“底座”，也不仅呈现为社会互助资源和社会黏合剂的功能，还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抓手。如此，以家庭伦理为根基的社会性和基于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的国家性之间形成了一种互构关系，具体表现在基层社区干部更注重家庭伦理，他们围绕着家庭伦理，并在认可、使用这种伦理的基础上治理社区，实现社区的善治。
进一步可以说，它形成了家庭、国家之间的互构，周飞舟称之为家国一体的逻辑。而这种治理格局之所以能够形成，关键还在于基层治理者如何看待这类社会底蕴，是将之看作阻碍因素，还是看作社会稳定乃至社会发展的因素。显然，在家国一体逻辑中，这种社会性存在是一种积极的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因素。
这种社会底蕴也可称为文化底蕴。杨善华等指出，国家力量进入民间社会时，往往会遭遇以家庭或家族为依托的私人领域，这些因素在社会变迁中体现为“难变”意义上的“恒常”，它包括意识层面的结构性观念、非正式的制度（风俗习惯）、与道德伦理相联系的行为规范，其中家庭伦理是尤为基础而坚实的。这些家庭伦理之所以成为“依托”，在于它在现实中发挥着更具本体地位的黏合性和支撑性作用。
周飞舟通过对传统经学的研读，进一步指出了本文所讨论的家庭伦理的理论基础。他提出，中国人的轴心是（家的）一本和一体，而这个轴心不是谁发明的，而是一直传承到现在的存在。他所强调的经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本，而是经过历朝历代学者和普通百姓的家庭生活实践日积月累稳定下来的一种样态，其与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具体言之，它包括家庭的形态和心态，即中国人对家庭关系（“形态”）的认识（“心态”）。其中情理逻辑是这种文化底蕴的一个内在机制，周飞舟认为，个人的体会（即“情”）在其中占据很大的分量，因为它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神、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础，也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和中国经验的生长点之所在。
在基层社区治理中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周飞舟所说的：在“重造”社区秩序、解决社会治理难题时，“顺应”社区原有的“生态”和居民的“心态”进行培育、修剪和养护，是一个更省力、效果更好的方式。而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社区治理，事实上也正是国家与基层居民“对接”、融合的过程。
基层社区干部善用家庭伦理的过程，就是将“注入”和“浇灌”进社区内的新资源、力量与社会本身具有的资源、力量整合为一股合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穿透”了深层的社会结构和民间观念，呈现为国家与社会间的“耦合”。而它们之间形成合力还需社区居民的配合，若顺应社会伦理，居民们就会“淳朴卖力”，否则社会就容易“一盘散沙”，可能呈现为一种消极形态，甚至成为破坏性的力量。显然“家国一体”的结合方式更有益于社会的和谐、秩序的稳定。周飞舟认为，云合景从、家国一体逻辑优于生硬改造和“对抗”逻辑。
四、结论与讨论
家庭何以成为基层社区治理的社会性基础？笔者在调研中经常发现基层社区干部把家作为社会治理抓手，并将家作为方法用于解决基层社区治理中的难题。事实上，正是由于抓住了“民心所向”，即家庭伦理，可以说，家庭伦理正是中国社会底蕴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概言之，笔者在基层社区调研中有三个发现：第一，一种“世代之间的力量”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已有学者证实了这种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超凡脱俗的作用力，笔者认为其作用不限于此，它在社会治理中也发挥了核心的作用。而且，基层治理实践不限于围绕家庭的“世代之间的力量”这一重要机制，中国人也愿意用拟亲缘关系，化解社会冲突、增进社会团结。在社会治理中，社区干部也在积极努力地构建着这类社会关系，主要是为了激活社会性互助资源，增进基层社区的自治。第二，在基层社区治理中，“世代之间的力量”进一步具体化为“为了子孙后代”的思想观念，也可称之为种族绵延的力量，它可以作为构筑公共领域的社会性基础。社区干部的“儿童视角”体现的正是这样的观念。也就是，在社区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时，往往是儿童的介入，带出了家庭的积极力量。而家庭作为一个私人领域，多被认为是妨碍中国“公共领域”发展的因素。但是，在带入儿童视角后的社区治理实践中，笔者发现，恰恰是儿童的介入，让家庭在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中呈现为一种积极的形象。它成为一股积极力量正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老旧小区安装电梯的故事便是如此。第三，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场域，正是国家和社会相遇的场所。在这一场所，探寻民心所向，是构筑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的核心任务。基层社区干部秉持党建引领的方针和工作方法，目的是动员居民的积极参与，激发社会主体的互助资源，实现基层社会的自治。在社会治理中，一方面需要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需要激发社会活力，在秩序和活力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其中的抓手颇值得深入探究。笔者认为，围绕家庭伦理形成的社会性资源，正是社会公共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它偏向“私”，还是走向“公”，取决于基层治理实践中社区干部的发掘方法。其中，家庭伦理正是中国人的民心所向，它来自长期的历史积淀，是中国社会底蕴的最内核的部分，也是最容易激发社会活力的部分，正是在社会秩序和活力之间取得平衡的社会机制。实践证明，“家”也正在成为基层治理实践撬动的“机制”和“工具”。综上，笔者力图从家庭角度探讨社会治理的社会性基础问题，目的并不在于重温家庭伦理在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在于通过家庭伦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鲜活案例来说明，家在中国不仅是一个私人化的领域，还可以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它是一个能够对接社会和国家的场域，可以参与美好社会的建设。笔者在其中发现了“儿童视角”的社会治理思想，一方面在于家庭伦理中的“为了子孙后代”的思想具有较大的社会力，另一方面也在于儿童的天真，即相比于成年人，他们更容易被教育和引导。这也是社区的“儿童视角”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能够成功的内在原因，但也要警惕其中的潜在风险。这是一个未尽的话题，有待未来的研究。笔者还发现，家庭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还主要是以“他治”的形式，即家庭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中的活力激发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需要借助“外力”。这一“外力”主要来自“党建引领”的力量，基层社区干部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在这一意义上，家庭参与社区治理不是单一社会力量的“自治”。虽然其中也有“自治”的成分，但其“自治”程度显然不同于在经济领域中，家所发挥的那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活力激发的作用。由此也说明，社会治理相比于经济发展，是一项难度更大的艰巨任务。也因此，需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本文的一个延伸讨论是，家庭要持续而有效地发挥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跨越从“私”到“公”的界限、参与社会公共性的构建，社会教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机制。笔者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发现的“儿童视角”的社区治理，便是一个表现。这有待未来的实地观察，也需要研究者积极介入，以总结这一实践经验，为构建多元主体治理模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夯实基础。
来源：益耕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